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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底层立场·生命体验·小说化叙事(赏析)

发布时间:2019-09-14 09:14:28
与变化多端的小说或诗歌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一直在“超稳定性”的状态下沿着传统模式自在独行,沉稳、含蓄,带着处变不惊的偏执,虽然也不乏“大散文”、“新散文”、“原散文”、“XX主义散文”之类旗帜变换,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合力推动,然而,众声喧哗的繁华却无法遮蔽其本质的虚浮与困境。
置身于精神物欲化的现代语境中,评说散文似乎也成为格外危险的行为,对于论者和被论者而言,如何摆脱散文的普遍困境,如何建立散文作家个体的现代意义,将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在此背景与意义下,我愿意“冒险”谈一谈安徽青年作家江少宾和他的散文。
江少宾是近年来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一位实力作家,《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美文》、《散文》、《青年文学》等知名刊物都曾以专栏的方式重点推介其散文,20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2008年获得“老舍散文奖”。接踵而至的荣誉并没有改变江少宾低调沉稳的人格与文格,他一如往日地在电视幕后和散文园地里默默耕作。
在江少宾的散文里,我们目睹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变迁所带来的人心嬗变,以及农耕文明的衰落和消费文化的生长,体悟到一个持守底层立场、注重生命体验、以小说化叙事建构散文世界的作家的疼痛与情怀。


“70后”的作家,往往被认为是没有“故事”和“历史”的尴尬的一代人,他们的焦虑在于既不能像“80后”那样无所焦虑,又不能像“60后”那样深度焦虑,而对于“70后”的江少宾而言,他的焦虑源自于身份与立场的矛盾、困惑和折磨。现供职于省城电视媒体的江少宾,出生于安徽枞阳县一个叫“牌楼”的小村庄,这注定了他和他的散文在媒体话语与底层话语、城市(合肥)与乡村、普通话与土话(方言)、记忆与现实之间必然遭遇的焦灼处境。“面对公众的目光,揭示个体的生活”,江少宾选择的只能是如此的道路,而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现实境遇中,江少宾必须保持着一个记者、编导高度的职业敏感与道德规范,与意识形态保持着绝对一致,而在文学(散文)境遇中,他又不得不在媒体立场与底层立场中进行抉择。当然,媒体立场与底层立场并非绝然地对立或对抗(现在的媒体更愿意以底层为表述对象),但不可否认各自在其审美品格和精神向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媒体的现代特性决定了它的实用功利、经济价值取向,而新世纪以来媒体对底层世界的关注也并非仅仅出于道德同情或政治律令。作为出生底层又不断接触底层、返回乡村底层的作家,江少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底层立场,这意味着他对自我乡村生存经验的肯定与认同,对个体职业身份的质疑与批判:
看着记者们拍摄回来的新闻,我一阵阵心酸,一阵阵心痛。想想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新闻,也写了数以万计的文字,却从来没有准确而真实地再现过农民兄弟们。新闻画面上的农民还是田园牧歌里的农民,纸上的农村还是乌托邦里的农村。中国的现实农村复杂而多元,虽然不排除有田园牧歌的可能,但“炊烟”消散,满目疮痍,更多的农民一直都在挣扎,他们所过的并不是生活,而仅仅是最起码的生存——他们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最基本的平等权利,一直都被无情的体制残忍地剥夺了,农民兄弟们在一天天地生,其实也是在一天天地死。每每看到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每每身不由己地指令记者们去拍摄反映农村巨大变化的成就性新闻,我就生出大把的厌恶和愤恨。比照于广大的农民兄弟,我们所谓的疼痛与悲苦、风花与雪月、郁闷与虚无,显得是那么的无耻与矫情!(《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
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爱、同情和怜悯之心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字里行间充满的痛感、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力量。在江少宾的心底和散文创作理念中,对底层农村和农民的成就性新闻报导,体制对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或美化,无疑都是虚假、无耻与矫情的,只有彻底撕去罩在乡村现实上的田园牧歌的面纱,底层民众生存的真实才可能冲破乌托邦式的美学想象而重返人间。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流行,而江少宾散文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并没有沾染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道德优越感,相反他自觉规避了媚俗和时尚写作的可能,以自我审判的方式敞露自己的疼痛和忏悔,把“我的幸福”看作是“一种罪过”,这种深切的悲悯和由衷的自责,是作者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衡定后的内心真实,有着直抵肺腑和灵魂的力量,是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永远难以企及的。
毫无疑问,是“知识”改变了这个乡村少年的人生轨迹,并赋予了他以揭示真相的清醒的理性和媒体话语的权力,这种理性和权力保证了他在城市中乐业安居,但又因此而残酷地剥离出底层生活的众生图景,诸如因难产而死去的江化家的媳妇,用大半瓶农药结束年轻生命的三坡堂兄,活得本真自我最终又彻底消失的“哑巴”,仿佛风消失于风的天然不省人事的孬子三娃,随风雨而提前老去的乡下妇女二嫂,被岁月的暗伤吞噬而失去的朋友和兄长,等等,他们的死亡、消失、忧伤和沉沦,更接近于底层的生存和精神现实,而叙述他们的“故事”和“历史”可能远比创造自己的“故事”和“历史”更有价值和意义。江少宾以语言当作摄像机,以职业的敏锐和作家的敏感向读者讲述着底层的这些“故事”和“历史”,他的声音不大,且夹杂着皖地的方言,他在摸索中试图揭示底层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也并不迷恋自己的声音,而是格外关注他所经历的体验到的世界,只有那些符合他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苛求的人和事才属于他的作品。
在江少宾首部散文集《打开的疼痛》中,[1]这样的作品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是江少宾散文中最具现场感和公共影响力的纪实作品,如《地母》、《征婚》、《王七的世界杯》、《跳楼事件》、《一个老人的半导体》、《民间守望者》、《他乡》、《血迹或伤疤》,还有未选入其中却意义重大的《记者手记》等,其成功之处在于“对时代变迁中的世相人心做出机敏的观察和理解”,“以现场精神为经,以众生关怀为纬,是散文界的底层写作和现实主义”。[2]那些鲜活的底层人物,如难以割舍土地的农民曾二爷和他的侄子,通过媒体征婚的方式寻找爱情的晓燕和阮奶奶,回到故乡晒死鸡看世界杯的农民工王七,跳楼事件中不明身份的外乡人,靠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打发晚年寡居孤独的老人,民间艺人徐本焕和殷光兰,那些在轮窑厂打工的以数字命名的他乡民工,还有那些殒命于合淮路车祸的人们以及游走于淮河路的乞丐们,以各自生死悲欢的命运进入记者江少宾的媒体视域,正如他所说“让新闻事件公布于众,对于新闻人来说,那便是最大的良心和最高的职业道德”,而“多年以来我始终相信,记者只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和留音机,再忠实的记录,最终也只能唤醒一部分的记忆。”正是这种清醒的职业意识和底层立场,使其具有了萨义德所肯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品质,“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可以说,江少宾是以散文为途径,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对抗现代社会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的底层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等,他内心的紧张、焦虑、断裂、忏悔和疼痛便是对抗过程中朴素而真挚的显现。
需要说明的是,江少宾散文的底层立场并不意味着对底层盲目讴歌和赞美,同样,他对媒体立场的疏离或抗拒并不意味着彻底的排斥或放弃,在我看来,媒体立场是显在的旁观者的公共视角,它提供了作者丰富广阔的新闻素材和深入事件内部的可能,而底层立场却是江少宾内在精神与情感皈依的私人视角,二者矛盾却又统一,也使得他能够以双重视角对媒体和底层进行观照、质疑、批判和反思,自然比在场的新闻或不在场的底层虚构更深入,也更真诚。正如他所说,“散文唯一的特质不是所谓的叙事底线——‘真实’,而是直面内心的真诚,形式上的探索和精神上的创新,都必得以真诚为规约,一旦摈弃了真诚,所有的探索都是白费力气,至少是长久不了的。”相较于当下的许多作家或批评家,他们接触到的往往只是“有限的底层”——大量的底层人物和底层经验都来自于大众传媒、出版物的转述或走马观花的采访——而如此的叙述与叙述对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距离?而作为媒体人,江少宾的散文叙述则通过自己零距离的现场采访,冷静地发现和记录底层的隐秘真相,从而将有限的客观新闻报道转化成无限的对底层人物和底层经验的叙述,这正是一个记者和作家的“直面内心的真诚”,也正因为这样的内心真诚,使得他的底层立场能够超越“身体的在场”而抵达“心灵的在场”,能够承受世俗的挤压而坚决不动摇。

从身份、地域而言,江少宾已离开农村底层,每年几次的短暂返乡正逐渐成为某种仪式或礼节,但生活于城市中的他依然“混杂在搬运工、货郎、小贩、下岗职工、外来打工者甚至是乞丐们中间”,“存在或逃离,都需要信心和勇气”(《临泉路上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以这样的市声如沸的生活为契机,用个体生命去体验每一个生命个体。可以说,江少宾是一个特别注重生命体验的作家,他的创作就是对他者生命和自我生命进行深刻体验的阐释。
生命意味着从出生到成长到死亡的过程,在江少宾的散文中,生命的本体意义得到强化和延展,由生命而引发的疼痛与忧伤弥漫作品的各个角落,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也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生命的到来就没有偶然的机缘。生命从来都属于偶然,脆弱如纸,如器,破碎,或者是打开,潜伏着无数的可能。而重重阻隔的生命之门,同样蛰伏着无数的隐秘,蛰伏着神秘的欢愉与妖冶的巫性。(《打开的疼痛》)
妹妹的出生是“我”生命里最初的记忆,而成年后那个与“我”无缘的生命“仿佛不是真的生命,仅仅是一朵滴血的花蕊”,未及打开便黯然萎谢,永远地蜷缩于冰冷的器皿,这种生与死的残酷让作者体味到生命的偶然、脆弱以及无数隐秘的玄机。推己及人,生命的孕育对于那些偏僻的小山村的女人们也似乎意义,“没有人知道,在她们的意识底里,生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时候,她们的生育仅仅是生育,而并没有与生命本身发生隐秘的联系。”在她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生命意识是缺乏的,至少对生儿育女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崇敬,对那些永远安睡于自己鲜血里的女性们也止于兔死狐悲的哭声。对于作者而言,“那些阴翳的记忆,那些疼痛的女性的生命个体,像是一轮回环往复的风车,呼啸在一个个异乡的梦里。……无数的血光像是生命的光环,一路绵延,令人窒息。”即使洞悉了生命的全部奥秘,作者也无法预知生命之门是打开还是会合,唯有疼痛和忧伤悄悄潜入“我”的生命体验中,成为无法磨灭的生命底色:
昏暗。无边的昏暗。这成了他年少生命的底色,并最终成就了他性格的底色。自卑。忧郁。脆弱。敏感。他对周遭的物事充满了怀疑,对周遭的一切极其敏感。事实上,他更像是一只刺猬,或者是一株含羞草,没有人能够理解,年少的他何以会那么木讷;他年少的眼神里,忧伤怎么会像水一样四处弥漫。(《荒凉的旅途》)
“他”是“我”年少时的生命形态,在夜晚的恐惧和自我生命本能的释放中感知到成长的痛苦与快慰。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那一段生命的黑暗旅途,从而最终明白“一个人的黑暗,原来也并不那么可怕。一个人的旅途,原来也并不那么荒凉”。作者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传达出集体的生命萌动与颤栗,既丰富了创作主体的心理蕴涵,又强化了散文向下向内的力度与深度,这种来自于生命根底的疼痛与忧伤由内而外敞开着,在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死亡体验和叙述中达到极致。
死亡是终极归宿,是难以预测、无法看清它全部过程和秘密的未知,是江少宾散文中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情感体验。在江少宾的意识里,“生的过程其实也是死的过程。生,是一个热情的动词。死,是另一个热情的动词”(《回首就算遗迹》),“死亡,其实是人生最大的迷藏。”(《荒凉的旅途》)与充满玄机的“生”一样,“死”同样带着迷藏一般的神秘气息,比如“娘”可以在乌鸦的叫声里听出更为隐秘的东西,比如死者的年纪,比如死者的大致方位;那些民间的鸟们,在不倦的飞翔之间,行进着对村民的宏大的死亡叙事;生死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它可以是肉身的死亡,比如他的亲人们、乡人们,而死亡的方式各异,食物中毒,糖尿病,高血压,农药,车祸,流言,感冒,乌鸦的叫声,一只自鸣钟的破碎等等都足以致命;它可以是杳无音讯的失踪,也可以是一只死在自己飞翔里的麻雀。当个体的人去体验社会的时候,他不是被动消极地去反应,而是主体生命的全部投入,是人的生命的全部展开。所以对于陌生人的死亡,江少宾同样寄托了亲人般的悲悯和作为人的道德仁义。比如对那些因为要账而跳楼的民工,“假如事出有因,那么,请你以一个市民的名义,去耐心地规劝;但假如是真的已经奔赴于死亡,那么,请你以一个人的名义,让另一个人的死亡,平静些、再平静些。”(《跳楼事件》),尊重生命,不仅是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当具有的起码的人格品质。这样看来,江少宾的散文似乎已越过文学的边界,而自觉担当起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重任,作者曾对我说“散文太轻了”,所以我认为这种必要的“越界”行为不妨看作是对抗散文之“轻”的有效策略之一。

共 9216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一个作者,有如此懂他的读者知己,弥足珍贵,其实是足也!读完这篇长长的作品赏析,我要说这句话。本文作者可以说对原作者江少宾先生知根知底,对他了如指掌,不仅仅对作品读得透,悟得透,归纳得透,而且,对原作者的精神世界以及个体情况如数家珍!赏析高度概括,由浅入深,由外及里,条分缕析,逐一解剖,即使没有读过原作者的作品的人,阅读完这篇优秀的赏析,也对江少宾先生的作品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本文作者没有泛泛而谈,而是直击核心,始终围绕江少宾先生作品的品质元素构成精辟一一道来。农村长大的江少宾先生,始终满怀乡情,用文笔丈量脚下的土地,反之,也成全了作家的文学成就。原作家始终真情实意地书写底层人物,尤其是乡下弱势群体农民的书写。真实而富有真情,用作家担当的精神,悲悯的情怀,描写了农民的痛,在生存线上农民的挣扎。因而原作者的文字深刻,经得住检验。原作者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创新的散文笔法,用一种小说叙事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散文作品,因而有一种阅读的快感。江少宾先生已经在当今散文平台上有了有了自己的位置。该赏析作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富有深度,剖析了作品的深刻内涵以及作品挖掘的人性、生命的生与死。我有幸读过江少宾先生的部分作品,我写不出这么深刻的赏析文字,但我与该赏析作者有相似的看法。赏析精准,实在,富有真情,富有高度,佳作,倾情推荐阅读。【编辑:山地7 1828829】
1 楼 文友: 2016-02-20 16:12:0 好作品,值得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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